淮河之源

漫话淮河,先说到了水,又聊到了渎,顺便也讲到了淮河。

生活在淮河两岸的人们,和长江、黄河一样,同样把淮河视为“母亲河”,对淮河的感情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

所谓乡愁,是故乡的那一缕炊烟,是天涯的那一轮明月,是家的味道,家的感觉。

我住淮河头,君住淮河尾,生于斯,长于斯,同饮淮河水,共护母亲河。

当大家说到淮河时,往往就会想到,淮河水从哪里来,淮河水又流向哪里去。

如有机会,也会去探探源、望望尾。

所以,话说淮河,还得要从淮河源头说起。

千里淮河,发源于桐柏山脉主峰北麓,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地理著作中,就有比较多的记载,直至明清,在许多文献中都有说到,且说法多样。

但是说淮,必有两件事,一是说淮之所在,二是说淮之起始。

以下先摘录部分描述:

《尚书·禹贡》曰:“导淮自桐柏,东会于沂、泗,东入东海。”;

《尚书·禹贡》是中国的第一部区域性地理著作,据传战国时魏国的人士托名大禹的著作。

《山海经》曰:“淮出余山,在朝阳东,义阳乡西。”;

《山海经》是中国一部记述古代志怪的古籍,大体是战国中后期到汉代初中期的楚国或巴蜀人所作。虽说是一部荒诞不经的奇书,却是一本具有非凡价值的文献,是我国早期一部非常有名的地理著作。

《汉书》曰:“平氏,桐柏大复山东南,淮水所出”;

《汉书》,又称《前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为“二十四史”之一,由东汉史学家班固编撰。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西汉的汉高祖元年(公元前年),下至新朝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年的史事。《汉书》包括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全书共八十万字。

《风俗通义》曰:“南阳平氏县,桐柏大复山,在东南淮水所出也,淮,均也”;

《春秋说题辞》曰:“淮者,均其势也”;

《风俗通义》,汉唐人多引作《风俗通》,东汉泰山太守应劭著,为汉代民俗著作。原书三十卷、附录一卷,今仅存十卷。《风俗通义》中保存了许多有关音律、乐器、神灵、山泽陂薮、姓氏源流等资料。

《春秋说题辞》是汉代无名氏创作的谶纬类典籍,总解经言,阐扬纬理。明孙毂《古微书》云:撰书者,统诸纬之义,而绎其文。

《释名》曰:“淮,韦也,围绕扬州北界,东至于海也”;

《释名》是东汉末年为刘熙所作,是一部专门探求事物名源的佳作。

《尚书·禹贡》: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禹贡》所说之九州,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其中淮海惟扬州,沿于江、海,达于淮、泗。即在今之淮海之间,北起淮水,东南到海滨。用现在地理来说,位于江苏和安徽两省淮水以南,兼有浙江、江西两省等地。

《尔雅》曰:“淮为浒,然淮水与澧水同源导,西流为澧,东流为淮”。

《尔雅》是第一部词典,是辞书之祖,成书时间上限不会早于战国,下限不会晚于西汉初年。收集了比较丰富的古汉语词汇。“尔”是“近”的意思,“雅”是“正”的意思,在这里专指“雅言”,即在语音、词汇和语法等方面都合乎规范的标准语。

澧,康熙字典又通作醴。有书写“西流为醴”。

因此,就有了“江淮同源”的说法。

其实,江淮之间也很有缘份,一是所说的江淮同源,二是黄河夺淮后,淮水借道入江,三是江淮之间的经济文化生活融合度极高。

《史记》曰:“淮出胎簪山”;

《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多年的历史。

《水经注》曰:“淮水出南阳平氏县胎簪山,东北过桐柏山”;

《水经注》是我国古代最全面、最系统的综合性地理著作,共四十卷,为北魏晚期的郦道元所注,对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地理有很多的参考价值。

《大明统一志》曰:“桐柏山,淮水出其下”;

《大明一统志》是明代官修地理总志,由李贤、彭时等纂修,成书于天顺五年(年)四月,共90卷,体例源自《大元大一统志》,以当时以两京十三布政使司为纲,以及所属一百四十九府为目,下设建置、沿革、郡名、形胜、风俗、山川、土产、公署、学校、书院、宫室、关津、寺观、祠庙、陵墓、古迹、名宦、流寓、人物、列女、仙释等38门,均作有简略说明,比较系统而集中地保存了明代政区的有关地理资料。

《桐柏县志》曰:“淮,始于大复,潜流地中,见于阳口”;

阳口,今桐柏县淮源镇政府所在地,古称阳口、淮井铺,或固庙。

《岳渎经》曰:“禹治水,三至桐柏山”;

等等。

对于淮河的源头,有大淮井说,有小淮井说,有牌坊洞说,有淮庙三井说,有淮源湖说,还在至桐柏县淮渎庙的众支流皆为淮源说,特别是二十一世纪初新出现的沙颍河上游嵩县东沙沟说。

总之,众说纷纭,历史分争,由来已久。

还是让我们先看看,曾经有记录的几次淮河探源的故事。

探寻淮源,上下求索

据已查到的资料来看,淮河的实地探源活动,早在南北朝时期就有记载。

北魏孝文帝年间《魏书》列传卷三十三:

高祖初,蛮首桓诞归款,朝廷思安边之略,以诞为东荆州刺史。令珍为使,与诞招慰蛮左,珍自悬瓠西入三百余里,至桐栢山,穷淮源,宣扬恩泽,莫不降附。淮源旧有祠堂,蛮俗恒用人祭之。珍乃晓告曰:“天地明灵,即是民之父母,岂有父母甘子肉味!自今已后,悉宜以酒脯代用。”群蛮从约,至今行之。凡所招降七万余户,置郡县而还。

结论:孝文帝派招慰使韦珍来桐柏山“穷溯淮源,佛化流氓”。史载韦珍探源的目的在于招抚蛮左,教化风俗,重点不在探源,对探源本身的记载付之阙略,其“穷淮源”,起码说是到了淮源这个地方,具体有什么情况和细节不得而知,也未能定论孰为淮河之源头。

孝文帝,拓跋宏(年~年),汉名元宏。北魏王朝第七位皇帝,中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改革家。一生勤学,喜好读书,手不释卷。性又聪慧,精通五经,博涉史传。善谈《庄子》、《老子》,尤其通晓佛教义理。舆车之中,戎马之上,都不忘讲经论道。博学多才,擅长文章,诗赋铭颂,任兴而作;有大文笔,马上口占,侍臣笔录,不改一字,辞旨可观。推动了一系列北魏的经济、文化、社会、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大力发展,史称“太和改革”,有效地缓解了民族隔阂,促进文明进步和民族融合。

韦珍(~年),字灵智,陕西西安人,北魏时期大臣,获赠镇远将军、南青州刺史。

桓诞(?—),南北朝时谯国龙亢(安徽怀远)人,字天生。《南齐书·陈显达传》:“荒人桓天生自称桓玄宗族。”玄被诛,他亡入大阳蛮中,习蛮俗,以多智谋为群蛮首领。拥八万余落,依北魏孝文帝,受封襄阳王。

清康熙年间,文学家、藏书家田雯,有游桐柏记事,说到淮源并著有《游桐柏山记》:

桐柏山在唐县、平氏南,由宛西行,土阜起伏,野阔烟疏,渡河过唐县抵平氏境。唐县古曰淮州,扼蔡之吭,而枕邓之背,盖古之战地。唐李愬雪夜陈迹,不可复睹矣。出平氏三十里,漫衍无陵谷,又五里入土冈口,杂树交萌,水石冲交于中,历落升眺怡清。再三里许,上带崇崖,下临绝壑,云重烟接,泉声不断。虽舆隶担夫,顾而忘疲矣。再十里,至桐柏山。

山有二高峰,东曰胎簪,西曰大复,桐柏其总名也。远望之,峻岽百重。云冒山顶,前后只如一山。及舁舆以入,登大复之颠,谓已逾千仞。东瞻胎簪,双峦齐秀,其峻岽又倍过之,峰上有数百石囷,贯以石梁,故曰胎簪也。岩下巨石员削如臼,一水出焉。澄脉下滴清乳,泠泠潜行地中,依中发源,是为淮水,大禹导淮,此其迹也。淮井有神禹庙,废基犹存,井东北一河,沫如跳珠,激石成溜,三泉奇发自此水,随山转而有瀺灂淼漫之势矣。

结论:胎簪山,岩下巨石,员削如臼,一水出焉。澄脉下滴清乳,泠泠潜行地中,依中发源,是为淮水。具体位置没有说清,可能是胎簪山中岩石裂隙中的一处山泉,此说法与大、小淮井没有关联。

田雯(年~年),字紫纶,一字子纶,亦字纶霞,号漪亭,自号山姜子,晚号蒙斋,山东德州人。康熙三年(年)殿试二甲第四名进士,授中书舍人,十九年(年)提督江南学政,二十六年(年)为江苏巡抚,三十八年(年)调任户部侍郎,奉旨督修淮安高安堰河工。康熙四十年(年)以病乞休回籍。

田雯天资聪颖,博览群书,工诗善文,自成一家,藏书甚丰,家有“山姜书屋”、“古欢堂”之称,书画万卷以上。康熙四十一年(年)康熙帝南巡,下榻于田氏别墅,并亲自题写有“山姜书屋”匾额。一生着述甚丰,有《长河志籍考》10卷等。

清康熙帝也曾派员在桐柏经过一番考察,具体查勘过程不详。

结论:由时任桐柏县令高士铎手书“淮源”,并将“淮源”两字刻于石碑,竖在固庙淮井旁边。

清雍正年间,吴江人沈彤,踏勘桐柏,查寻淮源,并著《寻淮源记》,这是一次有记录的民间人士寻源活动,实属不易,却是无比认真。

记中的论源之说,也有独见,特别是对胎簪、大复山之考,更是众多说法之一,可以参阅。关于大复山到底是指桐柏山的那一峰,最后还得看现代地理学家的最终确定。

禹贡谓“导淮自桐柏”,桐柏之山,今属南阳之桐柏县,余以雍正初元(年),客郡斋,屡欲往桐柏山以观淮之源,逡巡未果。越三岁决往,乃跨马出东郭门,济川陟冈,经二百六十里,而至桐柏之山,山绵亘可百里,西通襄阳之枣阳,东南连徳安之随州,峰峦森耸,夹道南北,有紫霄、翠微、玉女、卧龙、莲花诸名。其道南最西一峰则曰胎簪,《水经》所谓平氏县胎簪山也,有泉出其阴,北流至平地,分二道,郦道元注所谓西流为澧,东流为淮者也。泉之旁有池,方七尺许,水清浅不流,俗谓之淮井,盖泉所溢也。

淮井东三十里,为桐柏县城,城东北一里许,为淮渎庙。庙,南阻金台,北枕淮水,中有汉延熹六年碑。山泉自分流后,穿沙石屈曲而东,至庙北,凡合南北涧水,十余道。以余观之,皆淮源也。

谓淮出胎簪山者,专指山阴之一泉耳。汉延熹碑云:淮出平氏,始于大复,潜行地中,见于阳口;《水经注》以为潜流三十许里,东出桐柏之大复山南,谓之阳口。乃余访之土人,考之近志,皆未有能确指其潜行之迹,及阳口之所在者(府志谓:淮源初出,即伏流三十里,涌为三泉,因浚为井,则伏流在淮井上,县志谓:井边有泉三处涌出,伏流地中,经六七里成川,则伏流在淮井下,皆与《水经注》不合,以目验之,亦不尽然)。

而城东五六十里,有峰巍然而髙,土人指为大复山,谓在随州界,淮水绕其南,于桐柏山为最东一支,所谓阳口当在是。余又疑与潜流三十里之说,远近不符,欲并往观之,马病而返。其然否,难定于今矣。

大复之名,始见汉书地理志,志言:禹贡桐柏大复山,淮水所出,以为淮水出桐柏之大复山也,然胎簪亦固其源,不应独遗,则其时所谓大复山者,盖统胎簪以东诸峰言之(元和郡县图志,以大复为桐柏之异名,误)。后人名最西一峰曰胎簪,余峰多别为之号,而最东一支遂专大复之名矣。若道北诸峰,土人往往概称桐柏山,犹多沿禹时之旧云。

结论:山泉自分流后,穿沙石屈曲而东,至庙北,凡合南北涧水,十余道。以余观之,皆淮源也。这个源头范围太广,淮水至桐柏县城淮渎庙北,诸多山沟支流皆为淮源,可作为一种观点,显然没有指出真正的源头,但是对大复山却进行了细细论述。

沈彤,字果堂,吴江人。自少力学,以穷经为事。贯串前人之异同,折衷至当。乾隆元年,荐举博学鸿词报罢,与修《三礼》及《一统志》。书成,授九品官,以亲老归。

大清乾隆皇帝,常以大禹自居,以继承禹业为使命,言治水必须要像大禹那样,“盖治水者,先疏其源,而后可以达其流,此古今不易之至理,…然予于必发源之地亟加疏浚,祗迓神庥,夫亦宗大禹之志而已”。

要疏浚源头,当然要明确源头所在。

乾隆五十年(年)间,淮河大旱,淮水断流,黄河倒灌。

乾隆帝疑虑淮河源头是否被沙石淤塞,于是两次遣派官员到桐柏探源。

先是安排布政使河南省藩司江兰去桐柏“寻导初源”,江兰见淮庙旁有三口水井,井泉涌出,加以淘浚,归引入河,随即绘图一张,以“三泉成井,三井成源”复命,乾隆帝见图后,想到大清《一统制》中有淮水伏流数里,涌出三泉的记载,质疑三井未必真源。

江兰,字芳谷,号畹香,安徽歙县人,贡生出身。乾隆四十四年前主要在兵部任职,其后在河南、山东、云南任布政使、按察使、巡抚等职,职务变化频繁。

江兰奏:查勘淮源至桐栢山下,据乡耆称禹庙前有井乃淮源所出,因履勘至庙东里许,沙土壅起,微露砌石基址,试挖至三尺许,有三大泉涌出,当即淘浚引归,河身下流,旋即加长,复沿流下勘至信阳、正阳等各州县,扺江南境,长五百八十余里,宽二三十丈深三四尺不等,与一统志称淮水伏流数里,涌起三泉,浚为井之语相合云云。

朕批折云:按其图上疑更有源,汝何未至,其处并于图中,防出更驰,谕毕沅前往,详悉履勘。

其后,又命河南巡抚毕沅前往桐柏考察验证,毕沅由淮庙三井,往南沿沟溯水十六里,到中峰胎簪山,见一水潭,又寻问当地山人,找到井源,认定为源,上书复命,得到了乾隆帝的基本认可。

毕沅,字纕蘅,小字秋帆,自号灵岩山人,江苏太仓人。清代著名学者。乾隆五十年(年)二月,调任河南巡抚。疏通贾鲁、惠济河以利漕运。

年11月,在乾隆帝实录中,记有毕沅奏请勘淮,获诏准,奉诏去调查淮水发源地,查明源自桐柏山,乾隆帝御写《淮源记》赐他。

在乾隆之《淮源记》载于清《钦定四库全书》之《御制文二集》(卷十五),记录有江兰、毕沅的奏章。

毕沅奏:胎簪山乃桐栢之中峰,循山麓南上,约十六七里见水一泓,土人指为淮水之源,称曰淮池。恐初源尚不在此,因延绿细径而上,道路益险,十余里始至山顶,有大石盘陀,广十余亩,石旁凹处成潭径文许,泉从石间出,深尺余。遂饬从人,汲干积水,旋涸旋盈,其为淮渎真源似无疑义等语。

据大清高宗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孝慈神圣纯皇帝实录,卷之一千二百四十三记载:

河南巡抚毕沅奏,前请履勘淮源,臣亲赴桐柏山,至阳口地方。乃淮水伏流发见之所,似非初源。遂行至山顶,见大石盘陀,广十数亩,石旁有潭,围径丈许,泉深尺余,汲之不竭,其为淮渎真源无疑。计自山顶至阳口,上下三十余里,中间井泉不一,俱汇阳口入河。得旨、知道了。

御制《淮源记》曰,今岁豫旱于春夏,荆歙旱于夏秋。因循淮水弱而清口淤。既而豫得雨于夏末,则更黄水盛,而清口有倒灌之患。其闲昼夜卜度,往来畴咨,盖不可屈指数矣,因思淮之弱,必其源之微,或有沙石壅塞,以致遏其流乎。其时抚臣毕沅,以办理赈恤事宜,不能分身往,则命布政使江兰往,致祷淮渎祠,且相其源之形势。

既而江兰奏,淮渎故有祠,更有禹庙,并得三大井于禹庙东,引归正河,遂成巨川,因具图贴说,呈览。朕观其图,溪磵萦缪,山林深秀,所谓三泉者,未必即真源也。其时赈恤章程已定,乃命抚臣毕沅亲往,以穷其实。

兹毕沅亲至胎簪山山顶,遂得真淮源,具图以来。

于是,导淮自桐柏之言始信。

盖胎簪即桐柏之中峰,桑钦《水经》非诬也。郦道元注,以为淮澧同源,西流为澧,东流为淮,则今之分水岭,实在胎簪峰下,按图可求。淮澧分流,此又一证也。

夫天下之理,岂易穷哉。若据江兰之奏,定三井为淮源,则胎簪之真源湮矣,然弗湮也,桑钦郦道元之语固在也。今偶湮之,而后世必有执《水经注》,以笑我君臣之不读书矣。兹不惟喜渎源之得真,更以隹古人之用心勤,而千载之下,必有相知之人也。

江兰向在部中,为能驰马耐辛苦之能员,是以屡升,用之今职。而于登峰造极,跋涉以求得真源,乃让身躯孱弱占毕之儒臣。斯则在立心之坚定与不坚定,及读书与不读书之分耳。既记其颠末,并以嘉毕沅也。沅其勉之。

结论:江兰之奏,定三井为淮源,即固庙阳口之三井为淮源。

毕沅之奏,延绿细径而上,道路益险,十余里始至山顶,有大石盘陀,广十余亩,石旁凹处成潭径文许,泉从石间出,深尺余。遂饬从人,汲干积水,旋涸旋盈,其为淮渎真源似无疑义。与田雯寻访的源点可能并非一处,但意思基本相近,应为固庙之南,六盘谷之源泉。

因此,乾隆帝肯定了毕沅所奏,毕沅亲至胎簪山山顶,遂得真淮源,具图以来。既记其颠末,并以嘉毕沅也,沅其勉之。

这是一代帝君,奉天命承地运,对淮河源头的明确肯定,已成事实,恐难以再改,这就是历史,也不宜更改。

此事,在乾隆五十八年(年),遣官祭淮时,乾隆帝又御笔亲写了《重修淮渎神庙碑记》,此文将在以后碑文中再作介绍。

年,由沈秉璜(字豹君)编写了《勘淮笔记》,年(民国15年)1月刊印,南通张謇和太仓毕诒策(字勋阁)为书题名,武同举为书写序。

书中不仅提到了淮河源头,而且开篇直叙淮源:

沈秉璜,字豹君,江苏海门人。南通师范学校测量专科毕业生,清末留学生。年任江北运河工程局局长(后属江苏省建设厅水利局)。年张謇督办江苏运河工程局,沈秉璜为秘书兼工程科长。年1月23日,北京政府决定设立扬子江水道讨论委员会,隶属内务部。会长由内务总长高凌尉兼任,孙宝琦(税务处督办)、张謇(运河局督办)、李国珍(水利局总裁)为副会长,杨豹灵(水利局技正)、翁文灏、海得生(浚浦局总工程师,瑞典人)等为会员,并聘英国人柏满为咨询工程师,下设扬子江技术委员会,陈时利(内务部土木司司长)任委员长,杨豹灵、周象贤(内务部技正)、额得志(海关巡港司,英国人)、海得生、方维因(内务部咨询工程师,英国人)、沈豹君(水利局佥事)等为委员。年为导淮委员会专门委员会委员。

《禹贡》“导淮自桐柏”,知淮源所自出也,但其发源形势,古代既无图可考,记载亦不详备,后之人尚无有能发明者。

前清中叶,弇山毕制军沅曾奉命往探淮源,其所记述,亦近想象,无精确之证据足以示人。当时无测绘各专门学,亦无怪其然。

秉璜供职淮局,检阅河工旧志与书籍,于淮、沂、沭各河今昔之变迁及观流之真相,每以无正确之图说证明为憾。

六年夏,乃请南通张啬庵夫子补助经费,测勘淮、沂、沭源。夫子慨然允诺,但云:空前事业,当进之以渐,不可急切,尤忌挂漏。秉璜奉训之后,遂组织测量队,先从淮始,……

按:淮源之说,从前考证均不确切,求诸古志,询诸今人,皆以淮井为淮源。又谓淮井水溢,直下刺耳沟,则以刺耳沟为淮源。

秉璜曰:皆非也。夫研谓水源者,乃在发始之点,几何学聚点成线,平面、立体所从出。水之大,至于江海至矣,但非源之功,乃聚之功。

淮为四渎之一,为中国有名之巨川,而巨川必有其起点。

桐柏之顶峰为胎簪,高插云表,雨露蒸气往复循环,自成细流。淮井乃人功所造成,井中之水即山顶蒸气或雨露之涌积,以透水石层之作用,遇隙而聚,遂成不涸之井。井水涌出必由于雨量加增,为当然之实事。以全山之大,水量积聚而冲刷,所云东刺耳沟、西刺耳沟、淮槽者,皆冲刷之成绩也,名称虽异,而导淮之源,其用一焉。

这是由沈秉璜科学测绘的第一张淮源地形图

余尝登泰山矣,南泗、北汶,源皆出于泰山。及登山审视,见有细微之水流自上而下,不知其所自出。迨至山麓,则合众流为一渠,十里而外,其势大异,百里千里,其势不可想象,而入山穷源,固微细不足介意。又尝至盱眙,登第一山,有玻璃泉,一线清泉从石孔流出,通年不绝,此又石层透水之明证。

故淮源云者,即此胎簪正峰雨露蒸气之融解,以地势关系,北(西)注为澧,东注为淮,此为其源。

淮井、淮沟皆其作用。

伏流云者,即透水石层之谓也。

有此正峰发其源,顺势东下,附近之水、之经流者,皆聚焉,而水乃大矣。

因据实地视察所及,参以学理,而剖白之。

结论:否定大、小淮井。

淮源云者,即胎簪正峰雨露蒸气之融解,此为其源。

通俗地讲,胎簪山(即太白顶)正峰为淮之源,附近山水经流者,集聚成流。意思基本与乾隆帝认定的源头相符。

年,近代地理教育家胡焕庸在编写的《淮河水道志》提出:

桐柏山顶有云台寺,唐朝始建,寺东有大淮井、山腰有小淮井,过去都以为是淮源所出,其实非也。

桐柏山主峰西北面,是淮河支流西刺(耳)沟所发源。主峰西北面,是淮河本流所发源。淮源顺山坡北流下,最初是一山沟,到山脚始具河形,绕固庙寨西面到北面,河形宽处称为淮源湖。

结论:否定大、小淮井。

以固庙淮源湖为源。

年7月,水电部治淮委员会编印的《淮河水利史论文集》中,河南省南阳市水利、地名问题专家,南阳市地方志编委会的彤良翰先生,发表了一篇《淮河源头考》的文章,对淮河源头进行了一番考证:

清康熙年间,桐柏县知县高士铎在今桐柏县西部的固庙后,淮河边立了一座大石碑,上写“淮源“两个大字,从此,人们就把固庙作为淮河发源地了,岂不知“源”的解释早在《说文解字》中就已经讲的很清了,“源”古为厵,“水泉本也”《辞海》则解释的更清,“源”,“水流起头的地方”。然而,固庙是淮河流经过的地方,并不是淮河发源起头的地方,虽有淮井三眼,也是后人附会所造,怎能说是淮源呢?

早在清乾隆五十四年()清高宗弘历御笔所书的淮渎庙碑记中即写道:“淮水有伏流数里,涌起三泉为井之文,且阅今图中,岗涧稠复,知所谓三泉者,未必真源也。复命抚臣毕沅亲往推勘,……。”可惜也未查到真源,此后,虽曾不断有人探查淮源,多困山路艰险,中途而返,或误把淮河支流作干流,以假乱真。

为了查清淮河真正源头,我们曾翻阅了古今有关文献和地图,业组织有关人员跋山涉水,三探淮源,不仅查清了淮源,而且也查清了桐柏县在历史上的政区的变化,桐柏山以及大复,胎簪诸峰的位置。

……

淮河的真正发源地既不在今天的固庙,也不在桐柏山的主峰太白顶上,更不是所谓“淮井”即“淮源”,真正的淮源是从今天桐柏县固庙镇缘淮河东岸南上,经过河堰口,进入深山区,翻山越岭,历三十华里到达太白顶西北侧的牌坊洞,洞东南的山谷即淮源。

夏季山洪暴发,波涛汹涌,冬季涓涓细流,时隐时现。河谷布满卵石,漫山林木遮天,实为人迹罕到的地方。向西越过分水岭,就是桃花洞(喀斯特溶洞)是澧水的发源地,这与《水经注·淮水》所记载的“淮水与澧水同源俱导,西流为澧,东流为淮,潜流地下三十里,东出桐柏大复山南,谓之阳口……,”完全相符,也与汉延熹六年南阳太守中山卢奴君所写的碑文完全一致,碑文中所说“淮出平氏”,系指在汉代太白顶属平氏县管辖;所说“始于大复”,系指淮汉分水岭的北部山峰——大复山;所谓“潜流地下,见于阳口”。系指古时淮河从发源地到固庙,山路长约三十华里因河谷布满了卵石,加上山区水土保持好,平时河水多从卵石下流过,是谓“潜流地下”,到固庙出现明水,故谓“见于阳口”。

因此,淮河真正源头应是桐柏县西部太白顶西北侧的牌坊洞东南峡谷。

结论:否定大、小淮井及固庙的三口淮井。

以太白顶西北(六盘谷顶)牌坊洞东南峡谷为源。与乾隆帝认定的源头更加接近。

淮河源头六盘谷,溪水清冽甘甜,如水质检测合格,必然是优质天然矿泉水

年11月29日,新华网刊登了一篇《中国科学家重新确定淮河源头》的文章:

新华网北京11月29日电(记者喻菲)中国科学家通过卫星遥感影像分析及实地考察,重新确定了淮河的源头,并重新量测了淮河的长度,其准确长度为千米。

(文中未讲淮河之尾,入江?入海?位置?何来相应长度,且已精确到千米,为何不能精确到米,可是沿河之中心线测量,千公里长河,若有偏差,累计也不至1公里之多,可有必要?)

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研究员刘少创说,重新确定的淮河源头位于河南省嵩县车村镇境内,淮河最上源的溪流名为东沙沟,源头坐标为东经度59分46秒,北纬33度49分55秒,源头高程米。

此外,科学家还对淮河的流域面积进行了量测,为平方千米。

淮河流域地处中国东部,介于长江和黄河两流域之间,经过河南、安徽、江苏,在江苏扬州的三江营注入长江。淮河是中国的重要河流之一,与长江、黄河、松花江、海河、辽河、珠江一起被称为中国的七大江河。自年中国地理学家张相文提出“秦岭-淮河线”后,淮河作为中国南北方的自然地理分界线的一部分,在地理学上更具有了特殊的意义。

刘少创说,与世界上的其他大河一样,淮河的源头和长度也存在问题。此前,人们普遍接受的观点是:淮河发源于河南省桐柏县与湖北省随州交界的桐柏山太白顶,全长千米。然而淮河的准确长度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刘少创说:“我们依据国内外地理学界普遍采用的‘河源唯远’的准则,准确确定了淮河的源头,并以新确定的源头为起点,对淮河的长度和流域面积进行了重新量测。”

为了解决世界大河源头和长度数据混乱的问题,自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中科院遥感所开始探索利用卫星遥感技术与卫星定位技术相结合,确定全球大河的源头和长度,并率先完成了全球十大长河的源头确定及长度和流域面积的量测。淮河是中科院遥感所量测的第17条大河。

看到这里,原本已经找出点的眉目的淮源,被中科院一番科研结论,又给弄得一头雾水,真要难得糊涂了。

原以为,淮河之源定于桐柏,没有问题;淮河之水始于太白顶,也没有问题。问题症结只是直线距离不足十公里山沟的勘定,淮河水源始于哪一条山沟,起于哪一个始点。

这下可好,若重新设定淮河源头,两点间的直线距离竟跑出了近公里之处,到了沙颍河上游北汝河的嵩县车村镇东沙沟。

如果,按现在认定考证的《尚书禹贡》可能为战国后的作品,那就是直接颠覆了近年来的淮河历史价值观。

如果,《尚书禹贡》为大禹所作,或者按照《禹贡》而所记载的事件,“导淮自桐柏”来说,那么距今将达年之遥远。

且,从秦一统天下,始皇帝就诏令天下施行封祭活动,“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于是淆以东,名山五,大川祠二,……水曰济、曰淮”。祠地选在湖阳乐乡东南淮河上游的不毛之地阳口,即固庙,今天的淮源镇。

其后,历朝历代的封建帝君也都年年不忘祀奉五岳四渎,当然包括了淮渎。

特别是大清乾隆帝,还亲自考证淮河源头所在,为淮河源头正名,且还担心若不弄清淮源,“而后世必有执《水经注》,以笑我君臣之不读书矣”。

孰是孰非,让我们一起再看看淮源的历史,然后分析现代大川大河的定源原则和标准,以免出错,避免也被笑为无知。

淮河之源,源于历史

从夏商开始,历代帝王都有派大臣祭祀淮神,祈求淮河风调雨顺。

秦始皇(前年)统一中国,昭令天下,定祭名山大川,“其川有二,曰淮曰济”淮水名列其前,并建淮祠,是有记录以来最早建祠祭祀的河流,在当时规格及高,按“视比诸侯”设置,相当于战国时期国君的地位。

此后,各朝各代历经修葺,千百年来香火不断,享祭不已。

《汉书·郊祀志》载:“宣帝神爵元年(前61年),祀淮渎于平氏(汉设置平氏县,今桐柏县平氏镇),使者持侍祠。”第一次以国家名义举行祭祀淮渎神仪式。

《桐柏县志》(清乾隆版)载:“东汉桓帝延熹六年(公元年),南阳太守中山卢奴君增广庙制,躬身致祭,并遣官致祭者再。”奉命祭淮,并作祭淮文,勒石立碑。原汉碑久佚,现传世者为元顺帝至正四年(年),由翰林侍制吴炳重书隶书,重制《汉淮源庙之碑》,其子嗣昌再刻之碑。

隋炀帝登基时(年),下昭御封淮渎为“东渎大淮之神”,司隶大夫薛道衡写《祭淮文》。

北宋开宝六年(年),淮渎庙移至桐柏县,真宗大中祥符七年(年),重修淮渎庙,仁宗康定元年(年),御赐封淮渎为“长源王”。

元至元年(年),忽必烈下昭封淮渎为“长源博济王”,淮渎庙地位显赫,进入鼎盛期。

黄河夺淮后,明清两朝祭祀淮神活动有增无减,甚至连皇帝即位、出巡、寿诞、驾崩等重大事件,朝廷都要派员祭告淮神。

明朝洪武年间,饱受淮患之苦的草根皇帝朱元章,下诏《定各神号》,“止以山水本名称其神”,免去了淮渎庙公、侯、王名号爵位。

清康熙三十三年(年),康熙帝御书“灵渎安澜”宝匾,遣派礼部员外郎、内阁中书敬奉匾额刻石前来淮渎庙祭祀。

雍正八年(年),雍正帝御书“惠济河漕”宝匾,遣官祭淮。

乾隆五十八年(年),乾隆帝御写《重修淮渎神庙碑记》,遣官寻源祭淮。

历史上众多诏封、祭祀活动,北宋之前均发生在桐柏固庙。

随着,北宋时期淮渎庙迁址东移后,祭祀淮神活动以桐柏县城关的淮渎庙为主。

因此,桐柏这是个地域概念,成了淮河的源头笼统的称呼。

淮河源于桐柏,早已成了不争的事实。

定源标准,各有不同

通常情况下,对江河之源的认定,一般遵循“位高为源,位远为源”的原则。按照国际上河流正源确定的方法有三个标准,“河源唯长、流量唯大、与主流方向一致“,同时也要考虑流域面积、河流发育期、历史习惯等因素。

如:长江发源于青藏高原的唐古拉山脉,长江源区水系主要由北支楚玛尔河水系、西支沱沱河水系、南支当曲水系组成,关于正源也有过许多争论。历史上,清朝皇帝康熙(年)也派专使在探查黄河上源的同时,顺便考察了通天河上游。看到巴颜喀拉山南麓河流众多,密如蛛网,无法肯定哪一条河是正源,只好笼统地说:“江源如帚,分散甚阔”。年国家科考队曾认为西源沱沱河为长江正源;8年科考队根据遥感卫星探测计算以及多支探险队测量,长江南源当曲最长,流域面积最大,水量为长江各源头之最。现在一般认为发源于唐古拉山东段霞舍日阿巴山东麓高山沼泽的当曲,为长江的真正源头。

那么,黄河呢?黄河发源于青藏高原的巴颜喀拉山,黄河源区水系主要也有三支,即北源扎曲、中源玛曲(约古宗列曲)和南支卡日曲,关于源头也是争论不止。历史上,清康熙四十三年(年),命拉锡、舒兰探河源,并撰有《河源记》,指出“源出三支河”东流入扎陵湖,均可当作黄河源。乾隆年间齐召南撰写的《水道提纲》中指出,黄河上源三条河,中间一条即玛曲是黄河的“本源”。年黄河水利委员会根据历史传统和各家意见,也确认玛曲为黄河正源,并树立了河源标志。8年三江源头科学考察队考察后认为,由于卡日曲比玛曲长36.54公里,流量多两倍,按照源远流长和水量比较,考察队支持青海省年考察结果,认定卡日曲为黄河正源。同时提出要经过法定程序审核批准,正式确定黄河源头。

在许多情况下,普通的原则和标准很难简单套用到每一条河流。

淮河,当然也自己独特的判别办式。

首先,以唯高理论不适合淮河。

淮河流域最高峰是伏牛山区的石人山,海拔米,其支流为沙颍河上游的沙河;伏牛山区还有的龙池漫,海拔米,其支流为沙颍河上游的北汝河;大别山区的最高峰为白马尖,海拔米,其支流为淠河上游的漫水河和黄尾河;而桐柏山主峰太白顶,海拔仅米,远低于伏牛山、大别山主峰。

若以“位高为源”的原则,从淮河的众多支流自古以来一直默默地当好支流配角,从来没有与淮河干流论过高低,争过源头。

其次,以唯远理论也不适用于淮河。

沙颍河上游的北汝河为沙颍河最远的支流。历史上,北汝河为现在汝河的支流,大约在元朝期间,汝水变迁,北汝河及沙河完全改道入颍。

据资料统计,沙颍河至淮河入口沫河口长为公里;而淮河上游至洪河口为公里,从洪河口至颍河的沫河口为公里,即淮河从上游至沫河口长为公里,也就是说淮河主干短于沙颍河公里。

由此,惹起了对淮源的非议。

年中科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提出,他们通过卫星遥感影像分析及实地考察,认为淮河源头应位于河南省嵩县车村镇境内,淮河最上游的溪流名为东沙沟,一下子就把传统意义上淮河源头,从桐柏山转移到了伏牛山区。

笔者认为研究所的这一结论,仅以唯远理论来认定河源为原则。

确实,唯远理论是判别源头的科学依据之一,但其结论只能作为是完成的一期科研成果。

而对外公布定源的决定,需要相关多部门和地方政府共同研判确定,应该履行该有的技术和行政程序。

不应该,只由研究人员个人出来公然宣布。这样做,起码说其行为是不够严谨的,更何况完全背离了淮河人文历史发展这一重要的因素。

第三,以唯量理论,可能更加适合于淮河。

从年径流量来看,大东沟为源头最后通过颍河与淮河交汇于正阳关,沙颍河多年平均径流量46亿,而鲁台子以上多年平均径流量为亿,淮河年径流总量为亿,以桐柏山为源头至正阳关以上的流量亿,占到总径流的78.2%,淮干至正阳关段河道流量占淮河的四分之三以上。再以年淮河洪水年为例,沙颍河年平均径流量亿,而鲁台子以上多年平均径流量为亿,即淮河干流(桐柏山为源头至正阳关以上)的流量亿,占到总径流的78.4%,淮干至正阳关段河道流量也占淮河的四分之三以上。从汛期洪水分配来河道的行洪能力,沙颍河入淮口为立方米每秒,正阳关段淮干为立方米每秒(即鲁台子为0立方米每秒),基本上也是四分之三左右。

如果以流量定源头的话,河南桐柏为源头,定得“理直气壮”。

第四,以主流方向一致理论,也非常适合淮河。

若以桐柏山为淮河源头,它的方向与干流表现出绝对的一致性。从淮河水系的形态看,河流两侧由大大小小的支流构成一个汇水系统,在形成一个非常完整扇形的河流系统,伴随着一个区域地形地貌的变化,淮河并不只是孤立的淮河干流,而是通过两岸支流,如北岸的洪汝河、沙颍河、西肥河、涡河、沱河等,南岸的浉河、潢河、白露河,史灌河、淠河、东淝河、池河等较大河流汇聚成整个区域的地表流水,并同时搬运碎屑沉积物至入海口,河流形态非常最完美。

反之,如果以沙颍河为源头的话,犹如伸出的左臂,虽然举得比身体头项要高,却如一棵大树,有主干,有侧枝,侧枝虽长超过了主干,但他仍然是枝,也难成其美。

其实,刘少创在《中国国家志理》上发表的《全球主要大河长度量测》,其研究论文对河流源头标准也是认可有多种不同的看法。

在网上,有段材料是这么说的:和许多测量者一样,刘少创不仅深知大河源头数据众多,而且被正源认定标准困扰。标准是成套的,内容多种多样。不论哪一套标准,首先考虑的是长度“河源唯长”和水量“水量唯大”这两项标准。

此外还有一些因素被经常考虑在内,如:流向,指水源与主河流向的关系,看是否顺直,看历史上的传统认识,看河流发育史和河谷形态,看河源类型特征等等,还有成套标准的主次关系。也就是说在不同的考察者那里,长度和流量是确定正源的重要标准,但不一定是首要标准。

在确定正源的标准上,国际上也没能“整齐划一”的绝对要求。

因此,年刘少创提出的淮河源头论,没有得到社会上普遍的认可,后来也很少有人再次提议。

对河源的确定,不仅涉及自然地理等技术问题,也涉及传统习惯和人文因素,仅从科学技术角度还需要统筹兼采,河源确定要与河流长度、走向、流域面积、水量、汇合口处河势、河道比降、源头高程等地理特征有关。由此可见,长度并不是唯一条件,也不是最重要的条件,依据河流长度确定河源看似简单可行、科学可信,实则大谬不然、贻误不浅。

对源远流长大江大河的探源工作,要进行更加充分的论证,要分类施“测”和大胆求索。

对历史上已经既定的河源,或者早为人们所公认的,特别是源头在内陆的,要充分尊重历史、尊重传统,小心求证,谨慎发布。

对此,笔者认为淮河之源,源于历史,更加贴近于普遍的认识。

当然,现在对淮河之源的争论,不是干、支流之争,而是对淮河的第一滴水的探究,是一种细枝末节的探索。

若说,来自井中的泉水,那么泉水又来自何处,泉水的来源不外乎一是地下承压水,二是地表潜水。

其实,天上落雨,在太白山顶的形成产流,万流相聚,四面八方汇入沟谷,共同组成了淮河源头之源,谁又能说得清那一滴水最远,那一汪水最高,那一股流最先。

这也是中国第一代测量专家沈秉璜在第一次用科学的方式测绘淮源,并在所著《勘淮笔记》中认为:“桐柏之顶峰为胎簪,高插云表,雨露蒸气往复循环,自成细流。淮井乃人功所造成,井中之水即山顶蒸气或雨露之涌积,以透水石层之作用,遇隙而聚,遂成不涸之井。井水涌出必由于雨量加增,为当然之实事。以全山之大,水量积聚而冲刷,所云东刺耳沟、西刺耳沟、淮槽者,皆冲刷之成绩也,名称虽异,而导淮之源,其用一焉。”

非常有道理,这是我国第一代测量人员,跋山涉水,在荆棘丛生中,用双脚一步步丈量出来的思考。

年,桐柏县对淮河源头进行了三次考察,在太白顶主峰西北牌坊洞下,找到了淮河源头,六盘谷河定为淮河正源,又何尝不可呢,且与乾隆帝确定的淮源,基本一致。

只是,六盘谷沟水基本属于潜流状态,确切地说还没形成沟河,要准确地定点定位,仍然不是件容易的事。

天上之水,从太白顶流至固庙村,落差米,水平距离4米,六盘谷水至固庙集合,激石成溜,汇聚成水,名曰淮河。潴水为塘,积流成池,向不干涸,名曰淮源湖。溢则成河,奔流直下,淮水就此命名,从此出发。

历史上,淮源的选址虽然存在着一定局限,但还是各有一定道理的。

“淮源”石碑所立之处,就当是淮河的源发之地,与史实也相当吻合,又正好是淮河名称的始发之地。

淮河发源于河南省桐柏县的大复山(古称胎簪山,是桐柏山主峰),流到山脚的固庙始具河形。图为固庙镇禹庙(古称淮源庙)殿后“淮井”古迹旁边的“淮源”碑记。(《治淮汇刊》第二辑)

正本清源,重在保护

去年,笔者同事郑朝纲先生对大江大河探源进行了论略,并举以淮河为例,篇中许多观点客观公允,思考深邃透彻,立意新颖别致,有耳目一新之感,借此推荐一二。

郑先生认为,中国历史上,在国家层面上对大江大河源头的探索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踵趾相接,代不乏人,但受技术手段和标准不统一的影响,许多大江大河源头长期以来聚讼纷纭。

淮河地处中原腹地,其探源相对简单,在古代典籍中早有记述,但其精准位置的确定也经历了较为漫长的历史时期。

在大江大河探源过程中,我们既要参照河源唯远的传统标准,又要综合考虑历史习惯、河道变迁、河流流量等多种因素,科学考察分析,审慎得出结论。

针对当前江河源头探索和开发中的乱象,要加强统筹规划,努力实现这一功能区的永续利用。

大江大河是地表水资源赋存和流动的重要载体,是自然形成的重要生态廊道,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世世代代滋润着大地,哺育着人民。

历史上,河源则一般处在人烟稀少的崇山峻岭,不适宜人类居住和生活,更有甚者处于空气稀薄、气候多变、环境恶劣的区域,以致人迹罕至,因此在历史上对其研究,往往还不够充分。

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河源区域也逐渐成为人类开发利用的热点地区,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经济和旅游资源,特别处于一些行政区域交界处的江河源头,甚至经常引发源头文化资源争夺。

因此,对大江大河源头的确定、保护和利用中,一些问题也愈加凸显。

为更好地保护利用这些珍贵的遗产,郑先生在论文中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提出了五点建议:

一要尽快制定江河源头确定的标准。建议由水利部门联合环境、地理、地质、历史等各个领域的专家,汇聚政产学研社各方力量,研究确定各类因素在确定河源时所占的权重,从国家层面统一并出台相关标准,为进一步开展工作提供权威依据。

二要加大江河源头普查勘测力度。建议对江河源头进行系统全面普查,完善名录和档案,建设大数据库。在普查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勘测力度,得出权威结论,勒石立碑、竖立标志,明确基础地理信息,构建江河源头文化标志体系,为流域和水系保护治理提供依据。

三要深入挖掘江河源头区的文化遗存。江河源头区域,通常文化遗存极其丰富,它们蕴含着人水和谐的哲学底蕴,承载着优秀文化和精神思想的结晶,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要进一步提高对江河源头探索意义和战略高度的认识,通过申报科研项目、开展专题调研、加强交叉运用等多种手段,全方位多角度地开展江河源头文化研究,深度挖掘文化遗产的内涵和价值,不断推出有分量有影响的研究成果,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文化遗产。

四要高度重视江河源头生态保护。大江大河源头区是水源涵养区、环境敏感区和生态脆弱区,建议要积极推动出台江河源头区保护意见,科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合理确定开发边界和保护范围,将各类开发活动限制在资源环境保护范围之外,有效遏制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实现永续利用。

五要合理开发江河源头各类资源。江河源头区山清水秀、人和景美,通常集聚历史悠久的宗教文化、瑰丽多彩的民俗文化、波澜壮阔的红色文化、如诗如画的山水文化,又常常属于流域内的经济洼地,面临着巨大的环境保护压力和民生发展压力。

新形势下,如何科学合理地开发区域各类资源,使命光荣,任重道远。既要立足生态和文化优势,深度挖掘文化底蕴、合理配置旅游要素、推动绿色、特色、转型发展;又要积极探索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实现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双赢共赢。

(下一回“桐柏山”,敬请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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