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绝对权力中共早期领导者的不成熟，能力欠缺，没有形成强有力的领导核心。除了其自身个人素质和能力的因素。客观地讲是由于非常时期的非常环境所约束的结果。具体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当时的中共只是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不仅思想上受到很大影响和局限，而且组织体系上也受到了明显的约束。其次，由于信息阻隔不畅，他们在异地，有时甚至在国外遥控指导，难免主观武断，脱离实际。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博古，张闻天为首的十五个从莫斯科回来的年轻人，开始“执掌大权”，在工作中逐渐体现出明显的宗派意识。他们为了推行自己的主张，无所顾忌地采取了“合我者用，不合我者斗”的领导策略。毛泽东就在这次被排挤和批判之列。这一很不好的风气，在党内就此形成，延续至今。毛泽东就经常讲：“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罗章龙便是首开先河，以自己的宗派反对王明的宗派，并酿成分裂中央，开除党籍的第一人。后继者比比皆是，这就是时常折腾党内的“路线斗争”。当时的共产国际虽然支持王明，博古，张闻天等人，但对毛泽东的才干和贡献也是认可的。其基本态度是：毛泽东虽然不是中共党内决策层起根本作用的人选，但作为领导层人选是不能缺少的。当时的斯大林事实上也是这个意见。今天我们很难理解，中共早期为什么对共产国际及斯大林那么言听计从。这有诸多因素，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自己没有形成一套成熟的，并且成为全党共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方针和政策，只能唯“共产国际及斯大林”是从。这种“被指导”的关系非常容易演变为“被领导”的结果。由此难以独立自主地选择出能成为全党接受的权威。此外，从早期共产党人的品格上讲，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确实没有把名义上的地位看得很重。更没有权力欲望的意识。这是中国共产党在特殊的艰难环境中，没有因为领导层的经常变化而失去凝聚力和号召力的诸多因素中的一个。比如，在法国赵世炎比在周恩来资历地位都高，周恩来比陈延年地位高。但回国以后，陈延年的职务最高，赵世炎回国以后，却在他们手下工作，并不在乎。毛泽东在一九二四年以前，作为陈独秀的助手“中央秘书”，实际上是中央二把手的岗位。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主要领导人都没有总书记和主席的名分，有的是以“总负责”的名义，如博古，张闻天，有的连“总负责”的名义都没有，如瞿秋白，李立三。向忠发虽有总书记之名，但完全是个摆设。做实际工作的是周恩来。这也真实反映出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当时的现实状况。这些史实能从一个侧面透露出那时的人，对待自己在党内的上上下下，大体上还能视为寻常之事，宠辱不惊，并取相对比较淡然的心态应对与处置。一九二四年底毛泽东因病离开上海，没有参加中共四大，因此连中央委员都没有选上。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在国共合作时期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后来又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一九二七年五月，毛泽东出席了中共五大，选出的三十一位中央委员，并没有他。同年八月，在瞿秋白主持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观点鲜明地提出“政权是从枪杆子里取得的”这一著名任断。于是被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瞿秋白邀请毛泽东留在中央工作兼任军事部长，毛泽东拒绝了，还开玩笑说：“我可不去跟你们住高楼大厦，搞名义上的军事工作，手里连一支部队也没有。我要去当绿林好汉，搞秋收起义抓枪杆子。”这也反映了毛泽东那时的兴趣在于实干。后来中央的军事部长，由周恩来把持了长达八年之久。这是导致周恩来，博古，李德“三人团”后期在中央苏区肆无忌惮地推行错误的“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路线”，排挤和打击以毛泽东为首的苏区军事和政工干部的重要原因。邓小平当时也在其中，他曾被“发配”到瑞金做中心县委书记，后来又被贬到“红星报”。正如彭德怀当时所嚷得：“崽卖爷田不心疼。”最后的结果是周恩来，博古，李德的“三人团”断送了毛泽东和朱德率红军开辟出的中央苏区红火局面。共产党不得不放弃赖以生存发展的根据地，开始了漫无目标，前景堪忧，生死未卜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从一九二零年算起到一九三五年，整整十五年，岁月不算长也不算短。如此这般境遇，似乎让毛泽东悟出了什么？他好像一下子被开了“天眼”。“——手中不握有绝对的权力，那将是一事无成。”然而，此时的毛泽东已经不是“恰同学少年，书生意气”只会“激扬文字”的“二十八画生了”。而成为了“风华正茂，挥戈方遒，指点江山”的成熟政治家“毛主席”。他开始谋划自己的“政治板图”。所以，遵义会议上毛泽东一点没有为难周恩来，相反还坚持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新“军事三人团”由周恩来负责最后的“军事决定权”。这让周恩来终生感激涕零，谨小慎微，战战兢兢，竭力辅佐，不敢越雷池半步，更无窥视君位之胆。那是因为周恩来的“死穴”被毛泽东点种后，毛泽东用他辅佐自己来得更顺手红，更放心。毛泽东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性格是属于举重若轻的工作类型，不喜欢把主要精力拘泥于具体琐碎的事务，他需要周恩来这样一个举轻若重性格的人来为自己分担统筹，协调方面的工作。更为重要的是周恩来通过八年在中央负责“军事工作”的惨败劣迹。其在党内，军内“帅才”的领袖形象已经荡然无存。毛泽东自信地认为：他让周恩来辅佐自己，对周恩来来说也是其最好的归宿。至少是做到了“人尽其才，物尽其用。”通过两人四十一年的合作。历史验证了毛泽东的自信。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更是一针见血地写道：“周恩来一生始终笼罩在毛泽东的阴影里，唯恐遮挡毛泽东的光芒。……”遵义会议后，博古已经不适合担任中央“总负责”。王稼祥，刘少奇等人提出换上毛泽东更适合一些。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没有同意，他建议让张闻天出来做一段时间。使得许多人不得要领，而毛泽东却“摒弃前嫌”力排众议，还苦口婆心地做大家的工作。这就是毛泽东的过人之处，也是毛泽东比他的同僚们高明，以致最终崛起的根本之所在。当时的毛泽东主要是基于这几方面的考虑。首先，遵义会议只是对中央苏区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做了一个“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路线”方面的结论和决议。并没有涉及以王明，博古，张闻天为首的从莫斯科回来的吃过“黄油面包”，“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们，这几年在中国共产党内施行的“左倾教条主义的政治路线”。他们的政治路线眼下在党内还有相当的市场，特别是在白区还占主导地位。自己现在接掌大权，从某种意义上就等同于认可了其政治路线，而且这扯肘的势力不从根本上得以根除，自己也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实权。其次，遵义会议改变中央决策层结构后，还要向共产国际汇报，经过共产国际及斯大林的“事后认可”后，才能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毛泽东可不想当一个“名不正，言不顺”傀儡。他一心想在中国共产党内建立起他自己独立和有独创性的绝对领导权。后来中央就不得不先后派出陈云、潘汉年分两路远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负责中国问题的东方部负责人米夫汇报。这才有了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张浩从莫斯科回国，以“一切服从共产国际指示”的特使身份，调处并仲裁了张国焘在川西北另立“中央”的事件。最后一个方面，毛泽东必须在上台前做些程序上的准备工作，使其成为历史的选择，经得起岁月的检验。事实上遵义会议后不久九月十二日，在甘肃迭部俄界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已经被政治局授予“最后的军事决断权”，确立了他在中共“军事统帅”的领袖地位。战争时期的军事统帅，无疑是最具实权的。他也就自然而然，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中共事实上的领袖。长征结束后，中共在陕北落脚后，中央又先后派出王稼祥，任弼时去向共产国际及斯大林详细汇报。一九三八年九月十四日从莫斯科回来的王稼祥，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作了共产国际指示报告，传达了共产国际及斯大林的指示：“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是一位久经考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全体党员，应该拥护毛泽东同志。他是一位从中国革命的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在领导机构中要以毛泽东为首，其他同志要支持毛泽东。王明等人不要再争论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更加形成了中共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实际事实，但毛泽东让张闻天继续担任中央的“总负责”。以便能从日常的党务工作中脱开身，进行军事策划，壮大其力量。以便日后同国民党蒋介石争天下。这就是毛泽东处处高人一筹之所在。虽然，这时的毛泽东在名义是仍然不是党的最高领袖。但他这时可以名正言顺地开始在党内“清算历史旧账”，充分揭露和批判错误的政治路线，从根本上废黜和铲除了扯肘势力。直到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日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最终明确毛泽东的政治局主席和书记处主席职务。并且由政治局授予毛泽东最终决定权和机断权。这一绝对权力在党内一直延续到一九九七年，邓小平去世才得以“暂时休眠”。其利弊得失，是非曲直从这一绝对权力施行后，长达五十四年数十次党内的“路线斗争”中，可见一斑。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千秋功过将交由时间去评判，相信历史最终会有一个客观公允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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